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现象都令人震惊、叫人心疼，国与国之间生活水平的悬殊差距即是其中一例。针对这种状况，惯常的解释是，富国奉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他们早就把穷国盘剥殆尽，因此穷国只能陷于贫穷。坦白地说，我觉得这种解释过于天真，它可以说明某些落后现象，但却不能解释全部问题。**某些国家曾经是殖民地，但是现在它们绝不算穷国：美国和加拿大就是明证。还有一些国家，过去曾是帝国，然而从经济学眼光来看，帝国体系并没有给它们带来多少好处**；不必往远处找例子，西班牙即属此列。跨国大资本家的全球贸易也没有把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废墟，在有些地方反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远东的韩国就是很好的例子。那么是不是因为穷国缺乏自然资源呢？这个例子也不足以解释所有现象：巴西和阿根廷自然资源充足，阿拉伯产油国也是如此。许多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经济落后，其中必定包含着更复杂的原因。首先，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显然是反民主的，或是不够民主，这就阻碍了政治决策的通达和市民社会的运作。教育领域的失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某些国家的教育界中，宗教学说膨胀，政治妄言流行，这一局面非常不利于培养专业人才，而且与现代社会政治的权利与保障更格格不入。在某些国家，妇女不能享受平等教育，由此带来的后果尤为严重，因为只有女性文化教育程度高、妇女职业解放力度加大，新人人口数字才能随之下降。在这里，我们触碰到了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人口激增，几近失控，也许这个问题是今天人类这一物种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在西方国家常可听到这样的呼声：第三世界的种种不幸都要归咎于第一世界在那里犯下的累累罪行。当然，在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态度更加普遍：**让若可以把所有错误都算在外国势力的头上，我们自己也就找到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从而也摆脱了干系，也就用不着心急如焚地去寻找什么解决方案了。**毫无疑问，殖民打过确实掠夺了那些最贫弱的国家、信息罪闭塞的国家或是最腐败的国家，否认这一点是非常荒谬的。然而我坚信，许多国家极度落后，这一幕幕惨剧鲜血淋漓，其中的大部分原因不应该到外部、到过去中区寻找，因为问题的症结在自身内部、在现状中。不错，那些最发达的国家应该不遗余力地帮助那些最落后的国家，这种举措是急迫的、正当的、明智的；但是仅有经济援助是不够的，应该同时在事宜的地方要求这些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监督这些国家的人权保障是否得力。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介入这些国家的内政。我知道这种做法听起来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但我怀疑，“民族主权”和“独立身份”只是一些借口，它们只能滋生出效率低下的极权体制，这一体制会压抑公民的权利，使他们注定沦落到贫瘠与落后中。**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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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以为永远是执政者想要取缔自由或最大程度的限制自由——在很多情况下，是公民们对自由感到厌倦或恐惧，于是他们主动呼吁当权者进行镇压。每当民众要求国家“为了我们好”而限制自由时，国家决计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某些极权主义政客——譬如希特勒——就是通过选举程序掌握政权的，因此我们可以得知，自由公民可能会运用他们的自由来终结自由，也可能会利用大多数人的民主来取消民主。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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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许多情况下，礼貌教养总是提醒我们要温和适度，但这只是一种自愿性的选择，而不是法律上的义务。宽容并不意味着永远表示同意。**我们应当永远尊重人，而不是人们的意见与行为。**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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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宽容要求一种共同分享的机构框架，而且所有人都要尊重这一机构框架——谁要是拒绝机构或的士机构，他也就是拒绝了自己享受他人宽容的权利。宽容的支柱在于，与威胁的事物划清界限，并以民主的方式战胜这些事物——换言之，要像拒斥不可宽容的事物那样拒斥不宽容。瑞典作家古斯塔夫森将这一点归纳得非常精妙：“**对不宽容的宽容产生不宽容；对不宽容的不宽容产生宽容。**”另一方面，享受公公宽容带来的便利，对每个人而言也就意味着必须放弃施行任何形式的私人的不宽容。现在有一些社会组织过于敏感，就像是权威性的游说集团一样，他们不接受任何抵触性的批评，这其实是一种新的不宽容，虽然他们打着“宽容”的旗号。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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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容的人不是弱者，而是他们本身足够强大，对于自己的抉择足够坚定，因此他们能够和不同的人群共同生活在一起，只要他们遵从法律，宽容的人就不会大惊小怪。宽容的真正敌人是狂热。但是挑战宽容的往往不是那些信仰笃定的狂热分子，而常常是这类人——他们想要打消自己的疑虑，同时还想封住别人的嘴，绑缚别人的手脚。正如尼采所说，“弱者的意志所能具有的唯一力量就是狂热”。大体而言，当社会内部准许发表与原先确立的统一思想相抵牾的不同见解时，那些最不宽容的社会在这一时刻极易瓦解。 （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