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社会学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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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斐济岛(Fiji)为例,这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这个岛的男人和女人的理想形象为“强壮的、圆润的身体“。在这个社会里,从传统上讲,“你胖了”是一种赞美,而“你腿瘦了”被认为是一种侮辱。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斐济岛的年轻人中,首次出现了饮食紊乱的病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而使他们的体形发生改变?自从1995年引入有线电视,斐济岛居民,尤其是女孩子不再模仿他们的母亲与姑姑,而是模仿一些电视节目如《急诊室的故事》(ER)里腰围纤细的明星。学习诸如斐济岛这样的地方文化,也能对我们自己的社会作出阐释。(A.Becker 2007) (75)


  女性主义者指出,与性别相关的语言,能够反映出社会对两性在某些职业上的接受程度,尽管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这种程度。每当我们使用邮差(mailman)、警察(policeman)以及消防队员(firemen)时,我们似乎在暗示(尤其是对小孩),只有男性才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也有许多女性担任邮差、警察和消防队员的职务,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正式场合都采用letter carrier、police officer及fire fighter 这样的中性字眼。 (85)


  心理学家沙洛姆·施瓦茨(Shalom Schwartz)对60多个国家的价值观进行了衡量。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些价值观是被广泛共享的,例如被定义为“宽容与忠实”的“善”。相反地,被定义为“对人和资源的控制和支配”的“权力”就较少获得共享。(Hitlin & Piliavin 2004;S.Schwartz & Bardi 2001)


  每年有271,441名就读于全美393所四年制大学的大一新生会填写一份调查他们态度的问卷。因为这份问卷调查了一系列的议题、观念以及生活目标,所以,它常常被用作了了解美国价值的晴雨表。这些受访者被问到哪些价值对他们而言。在过去的39年终,对“变得富有”这项价值的认同增长最多;把这项价值圈选为“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大一新生,由1967年的44%上升到2006年的73.4%。相对的,在大一新生心目中,认同下降做多的价值是“发展一套有意义的人生哲学”。1967年,有超过80%的学生认为这是重要的,但到了2006年,这项价值的重要性降到第7位,并且只有46.3%的学生圈选。
  20世纪80—90年代这段时间,支持金钱、权利与地位相关价值的人数有上升的趋势;同时,支持与社会自觉和利他主义相关的价值(如“帮助他人”)的人数,呈现下降的趋势。根据2006年的全美调查,只有42.5%的大一学生认为,“影响社会价值”是一个“重要“或“非常重要”的目标。认为“促进种族间的了解”是重要或非常重要目标的比例,在1992年达到巅峰,有42%的学生赞成,但到2006年时下降到34%。 (92)


  很明显,对很多学生来说,剪贴网络文章当做自己的创作是很诱人的写作方式。根据学术诚实中心(Center for Academic Integrity)所做的调查显示,1999—2001年,认同这种抄袭方法的学生,从10%增加到41%;而在同一时期,认为从网络上剪贴资料算是严重行为的学生,从68%降到23%。


  在库利的镜中自我观点中,未明确提出但却相当重要的一个主张是,自我的想象都以别人的评断为主。这样会导致因为别人错误的印象,而产生不正确的自我认同感。一个学生也许会因为老师的批评,而认为自己很愚笨。这种错误的处理方式,容易导致一些负面的自我认同:(1)老师骂了我;(2)老师一定认为我很笨;(3)我很笨。但是,自我认同也可以改变。如果这位学生在学期末得到“A”的成绩,他/她也许再也不会认为自己是愚笨的了。 (116)


  监狱是再社会化的中心,在那里,服刑的人被迫放弃旧的行为模式,并接受新的行为模式。图中这些服刑者利用重量训练来减轻压力,并消耗精力——这是社会上被普遍接受的用来处理反社会冲动的方法。 (124)


  根据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69:79)的观点,人际互动的最大特征是:人类不只对彼此的行为做出反应,人类是在解释或‘定义’他人的行为。换句话说,我们对他人行为所做出的反应,取决于我们对他人行为含义的解释。我们的认知、评估和定义决定了现实。 (141)


  一个先赋地位在不同的社会中,不一定会有相同的社会意义。黄仁宇(Gary Huang 1988)在其跨文化的研究中,证实了尊敬老人在中国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一个规范。在很多情况下,中文里的“老”这个字本身就有尊敬的意味。比如说,称一个人为“老师”或“老前辈”,就像在美国称法官为“法官大人”一样,是一种尊称。黄仁宇指出,中国文化里对长者秉持崇敬态度的特征,在美国的文化中找不到;相反地,美国人一般把“老人”这样的称呼当作一种侮辱,而不是象征智慧或对长者的尊敬。 (143)


  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罗伯特·默顿在1948年创造了麻醉负功能(narcotizing dysfunction)这个名词,来解释因为媒体提供了大量信息,而导致观众的麻木及对信息无反应(不论此事件多强烈)的现象。对一些议题有兴趣的公民或许会接收媒体的信息,但是,他们不会做出决定或采取行动。
  细想媒体多报道对一个国际性灾难或一个家庭危机的慈善支持。但是然后发生什么了?研究显示,这些悲剧被拖得过长,因而观众开始对此感到疲惫。大众传媒的观众变得麻木,对此苦难失去感觉,甚至可能得出结论,认为解决危机的方法已经被找到。(Moeller 1999) (207)


  你能说出多少个超重的电视人物的名字?尽管在真实生活中,每四名女性就有一个超重(超出健康标准值的30磅或以上),但在电视上,出现的100个人中只有3个人被描绘成肥胖的样子。体重最重的人常在电视节目上被描绘成较不浪漫、较少谈到性、经常大吃,并且经常成为被嘲笑对象。(Hellmich 2001) (211)


  在美国,人们已经被教育对从众和非从众行为有不同的看法。“从众”这个词,使我们联想到对同辈群体的盲目模仿)不论这个同辈群体是穿着宽松裤子的青少年,还是穿着相似的灰色西装的生意人。这个名词也同样暗示着个人是合群的,是一个“团体行动者”。至于那些不肯从众的人又是如何呢?他们可能被尊为个人主义者、领导者,或开创新观点的创意思考者,也可能被贴上“麻烦制造者”和“怪人”的标签。 (233)


  米尔格拉姆指出,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我们习惯服从于非人性化的权威当局,而他们的地位则是由头衔(教授、中尉、医师)或制服(技术人员的制服)决定。权威人士被视为比个人高等和重要;结果,顺从的个人将其行为的责任转移给权威人士、米尔格拉姆实验的被试通常表示:“如果是我,我一定不会命令电击。”他们视自己只是单纯地尽他们的职责。(Milgram 1975) (236)


  事实上,越轨行为是在特定社会中的社会定义;由于这个原因,在一个社会中被认为越轨的行为在另外一个社会中可能不会。在多数例子里,最有地位及权力的个人和团体定义了什么事可接受的行为以及什么事越轨行为。例如,从1964年起,尽管有关于烟草危险性的严肃健康警告,吸烟仍被视为可接受的行为,部分是由于烟草种植者和香烟制造商的权力。经过长期关于公众健康和反癌症的活动,吸烟逐渐变成越轨行为。如今,许多国家和地方法律对于人们吸烟的场合皆有所限制。 (242)


  虽然很多市民担心死刑的替代——终身监禁代价过于沉重,但判处死刑代价也不轻。数以百计的人住在死牢里,估计德克萨斯州为每起案件约要支付230万美元——这是将一个人囚禁在最高安全级别单间40年花费的3倍。(死刑信息中心2007a) (364)


  脱贫困并向前进步似乎需要一整套有利条件。一套技能、好的起薪和晋升条件是前提,但同样也得有明确的目标、勇敢的自尊、无大量欠债、无病史瘾史、功能完好的家庭、正直的朋友、来自私人或政府机构的帮助。其中任何一点的差距都会成为麻烦的开始……“美国神话”仍然认为任何卑微出身的人都可以跨入小康……
  但是“美国神话”也提供了一个平息指责的方法。……一个苛刻的逻辑才得出了这个困难的判断:如果一个人的勤奋工作可以带来富足,如果这工作是道德的,如果社会里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劳动实现富裕,那么这样做仍然会失败的原因就只能是正义的缺失…… (272)


  今天,所有联合国成员国所必需服膺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明文禁止任何形态的奴隶制度。但是世界各地,仍旧有许多人如奴隶一般地生活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许多收到工作契约捆绑的劳工,终其一生地工作犹如监禁一般;在某些国家中,人们甚至可以公然成为他人的财产。而且,奴隶制度也存在于美国和欧洲,在那里,外籍劳工和非法移民被迫在极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工作数年,为的是要偿还债务,或是避免被移送到移民局。(Kapstein 2006) (274)


  马克思的预言有多准确?他万万没想到工会的兴起,能以集体力量削弱资本家对劳工的束缚。除此以外,诚如当代冲突理论家所言,马克思并未预见政治自由度与相对的经济繁荣带来多少程度的“虚假意识”。许多人以为自己是在“自由”与流动频繁的社会中单打独斗、力求上进,并不认为他们隶属于备受压抑而有着共同命运的社群。最后,马克思并没有预见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及其在苏联和东欧的瓦解。然而,马克思研究阶级的方法,对于强调阶层化决定了许多社会贫富阶级的社会行为及基本区隔,仍有相当大的助益。 (281)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女性在美国贫民的比例有升高的趋势,大多数为离婚妇女或单亲妈妈。近来联邦政府认定的贫民之中,几乎每三个就有两个是女性。1959年,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占了全国贫民的26%;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58%。不仅在美国,世界各地都有这种“贫穷女性化”(femenization of poverty)的惊人趋势。 (204)


  造成贫穷女性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以女性为单一户主的家庭数增加(参见第十四章)。2005年,美国有28.7%的贫困家庭以单亲妈妈为主,而相对来说,已婚夫妻家庭的贫困率为12.6%。冲突理论家以及其他观察家将女性贫穷高比例现象的导因归纳为三项因素:寻找合适托儿所的困难、工作场合的性骚扰、以及性别歧视。 (295)


  为什么在美国这个如此富裕的国家里,还有这么普遍的贫穷现象?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 1995)运用功能理论来分析贫穷,认为社会各阶层其实都受惠于贫民的存在。甘斯列举出一些贫民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功能:(1)贫民的存在代表肮脏的工作(实质意义上肮脏或是危险、费力、低廉、无尊严与枯燥的工作)得以用低价雇人操作。(2)贫穷实际上创造出“服务”贫民的职业与工作机会,比如公共医疗专家、社工人员等,还有非法职业如毒贩、赌场跑堂等。(3)将穷人当作越轨标示出来及惩罚,维持了传统社会规范与主流价值(勤勉、节俭、诚实)的正当性。(4)在阶级社会中,贫民的存在保障了富人的高社会位置。如同心理学家威廉·瑞安(William Ryan 1976)所指,富人通常以“自作自受”(blame the victims)为理由,来解释社会不平等与贫民的弱势地位,并由此产生自我满足感。(5)由于缺乏政治力量,贫民经常承受社会变迁的代价。在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政策之下,从疗养院出来的精神病患者常被“弃置”在低收入社区或邻近地区;同样的,供吸毒者重获新生的中途之家常被富裕的社区所排斥,最后只能在贫穷的社区内落脚。 (296)


  其他国家在他们对于社会服务计划的衣物上差异很大。但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用在住房、社会保障、福利、健康保障和失业赔偿上的支出要高于美国。数据表明,在英国,82%的医疗支出是由政府承担,在加拿大和葡萄牙是70%,但是在美国则仅为45%。(世界银行2006a:101-102) (302)


  通过世界性的网络,跨国公司可以加深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这些网络可以抑制纠纷,不使其演变成严重的冲突。此外,没有国家敢与其主要的生意来源或重要的出口国轻易终止外交关系或是宣战。 (317)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劳工开始意识到,只有帮助将发展中国的劳工组织起来,他们的自身利益才能获得保障。因为只要跨国公司可能剥削海外廉价劳工,他们就会在降低工业化国家的工资与福利方面处于强势地位。由此,20世纪90年代,许多工会、宗教团体,学校社团及其他活动组织,发起了一连串社会运动向耐克、星巴克、锐步、Gap、沃尔玛等公司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善海外工厂的工资与工作环境。(Global Alliance for Workers and Communities 2003;Gonzalez 2003) (318)


  从墨西哥的角度来看,美国仅仅是将墨西哥当作一个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库,当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就鼓励墨西哥人穿越边界,当不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就组织与打击他们,于是,一些人将移民问题看成是市场问题,而不是法律执行问题。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与依附理论的角度看,这是核心工业化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例证。 (331)


  1979年,越南驱逐了大约100万中国人,主要原因是越南和它的邻居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的矛盾。在最近的驱逐案例(也包括种族灭绝的一些要素)中,在新近独立的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内,塞尔维亚人在1991年开展了一项名为“种族清洗”的运动。塞族人把100多万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驱赶出了自己的家园——前南斯拉夫。在“清洗”过程中,一些人受尽折磨和屠杀,其他人则被虐待和恐吓。(Cigar 1995;Petrovie 1994) (356)


  将美国视为一个“大熔炉”的观念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流行,尤其是因为这一比喻开始表明国家有着把不同群体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群体的神圣任务。然而,实际上许多居民都不乐意将美国原住民、犹太人、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徒纳入这个“熔炉”中。因此,这个模式并不能全面地描述美国主体—附属的关系。 (357)


  亚裔美国人被看作是模范少数族群(model or ideal minortity group),因为尽管过去受到歧视,但亚裔美国人在经济、社交以及教育方面都获得了成功,而他们并没有对拜仁进行报复。模范少数族群的存在是为了向人们证明任何人都可以在美国受到尊重,只要他们在某方面有才华并努力工作,同时,这也暗示了少数族群要为自己的失败负责。从冲突论角度来看,这样的观点是“责怪受害者”的一个例子(Hurh & Kim 1998) (362)


  1979年,伊斯兰教的宗教首领推翻了已经统治这个国家数十年的美国支持的君主制。几乎一夜之间,这个国家从相对世俗的、西方化的社会变成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国家。那些习惯穿得像美国女人那样的女人突然被要求裹上黑袍。那些在旧政权下已经被要求上学和在军队工作的年轻女性,现在在没有男性护卫下甚至被禁止出现在公共场合。
  我们社会性地构造我们的行为以便创造或夸大男性与女性的不同。举个例子,男人和女人有着不同的身高、体格和年龄。然而,有关婚姻和非正式约会的传统规范告诉我们,在异性恋者夫妇中,男性应当比女性更年长些、高些、聪明些。正如我们将从本章中看到的,这些社会规则有助于男性支配模式的加强和合法化。 (384)


  媒体鼓励美国的年轻女性拥有什么样的身体形象?在过去的80年里,有1/4的美国小姐选美比赛获奖者都十分瘦,并且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她们营养不良。(Byrd-Bredbenner& Murray 2003) (386)


  同时,成功适应男子气文化标准的男孩们有可能成长为不能与其他人分享情感的不善表达的男人。他们视有力而坚韧的,但结果他们也是封闭而孤独的。 (387)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l Mead)的调查指出,文化调节而非生物学在定义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中的重要性。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中,米德([1935]2001,1973)描述了在新几内亚三种不同文化中每个性别的典型行为。在第一种文化中,男人和女人都扮演着养育者的角色。在第二种文化中,两种性别都以一种刻板化的难行房事表现。在第三种文化中性别掉转了:女人表现得像我们所期望的男人表现的一样,男人则相反。如果生物学上的区别决定性别间的所有不同,那么如米德所描述的跨文化差异便不存在。她的发现证实了文化和社会化在性别角色分化中的影响。似乎先天或者生物性的原因并不能完全指定男人和女人不同的性别角色。 (388)


  就更基本的层面而言,信仰鼓励我们从更宽广的人类历史角度看待个人所遭受的不幸,甚或将此视为一种尚未显明的神旨。 (482)


  哈特教派(Hutterites)、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基督复临安息日(Seventh-Day Adventists)以及阿米什派(Amish),就是当代美国既有的小教派的范例。 (491)


  ……那些相信神圣的生命起源的人最近提出一个概念,称为智能设计(intelligent design,ID)。该理念认为,生命是如此复杂,它只能被智能设计所创造。尽管这个概念不是明确基于《圣经》对创始论的叙述。原教指主义者仍感到舒服。智能设计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对生命起源比达尔文主义更准确的解释,并坚持,智能设计最起码应该作为进化论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而被教导。 (496)


  潜藏课程(hidden curriculum)一词指的是,在学校里潜移默化的教育过程中,刻意教导的那些社会认为适当的行为标准。根据这种课程的教导,上课时老师没有颠倒学生发言,学生就不应该讲话;而且,学生的作息必须依照学生的钟声。除此之外,学生被要求转型于自己的课业,而不必去帮助那些进度落后的同学。潜藏课程在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学校中都很显著。举例来说,日本的学校提供辅导课来设法改善课堂经验及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实际上,这个辅导时段的目的是在灌输学生在日本职场上非常强调的自律及集体解决问题、集体决策的价值观。(Okano & Tsuchiya 1999)


  目前有超过200万的学生是在家接受教育,这大约是接受基础教育的所有学生的4%。(Ray 2006)(536)


(536)


  当代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为媒体的使用。恐怖分子可能希望保守他们个体身份的秘密,但他们希望他们的政治信息和目标传达给尽可能多的公众。根据戈夫曼的拟剧论,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麦克朗·李(Alfred McClung Lee)将恐怖主义与剧院联系起来:特定场景以可预期的方式被表演出来。 (546)


  如同文化会影响疾病的发生率、流行率、治疗方法及某种文化束缚综合症的表现形式一样,文化也同样可以影响精神疾病。事实上,精神疾病的定义因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距离来说,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幻觉被视为极不正常,但在其他许多传统文化中,幻觉被视为受神恩宠的证据,并授予产生幻觉者一种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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