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政治学的邀请》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现象都令人震惊、叫人心疼,国与国之间生活水平的悬殊差距即是其中一例。针对这种状况,惯常的解释是,富国奉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他们早就把穷国盘剥殆尽,因此穷国只能陷于贫穷。坦白地说,我觉得这种解释过于天真,它可以说明某些落后现象,但却不能解释全部问题。某些国家曾经是殖民地,但是现在它们绝不算穷国:美国和加拿大就是明证。还有一些国家,过去曾是帝国,然而从经济学眼光来看,帝国体系并没有给它们带来多少好处;不必往远处找例子,西班牙即属此列。跨国大资本家的全球贸易也没有把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废墟,在有些地方反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远东的韩国就是很好的例子。那么是不是因为穷国缺乏自然资源呢?这个例子也不足以解释所有现象:巴西和阿根廷自然资源充足,阿拉伯产油国也是如此。许多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经济落后,其中必定包含着更复杂的原因。首先,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显然是反民主的,或是不够民主,这就阻碍了政治决策的通达和市民社会的运作。教育领域的失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某些国家的教育界中,宗教学说膨胀,政治妄言流行,这一局面非常不利于培养专业人才,而且与现代社会政治的权利与保障更格格不入。在某些国家,妇女不能享受平等教育,由此带来的后果尤为严重,因为只有女性文化教育程度高、妇女职业解放力度加大,新人人口数字才能随之下降。在这里,我们触碰到了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人口激增,几近失控,也许这个问题是今天人类这一物种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在西方国家常可听到这样的呼声:第三世界的种种不幸都要归咎于第一世界在那里犯下的累累罪行。当然,在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态度更加普遍:让若可以把所有错误都算在外国势力的头上,我们自己也就找到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从而也摆脱了干系,也就用不着心急如焚地去寻找什么解决方案了。毫无疑问,殖民打过确实掠夺了那些最贫弱的国家、信息罪闭塞的国家或是最腐败的国家,否认这一点是非常荒谬的。然而我坚信,许多国家极度落后,这一幕幕惨剧鲜血淋漓,其中的大部分原因不应该到外部、到过去中区寻找,因为问题的症结在自身内部、在现状中。不错,那些最发达的国家应该不遗余力地帮助那些最落后的国家,这种举措是急迫的、正当的、明智的;但是仅有经济援助是不够的,应该同时在事宜的地方要求这些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监督这些国家的人权保障是否得力。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介入这些国家的内政。我知道这种做法听起来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但我怀疑,“民族主权”和“独立身份”只是一些借口,它们只能滋生出效率低下的极权体制,这一体制会压抑公民的权利,使他们注定沦落到贫瘠与落后中。 (93)


  你不要以为永远是执政者想要取缔自由或最大程度的限制自由——在很多情况下,是公民们对自由感到厌倦或恐惧,于是他们主动呼吁当权者进行镇压。每当民众要求国家“为了我们好”而限制自由时,国家决计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某些极权主义政客——譬如希特勒——就是通过选举程序掌握政权的,因此我们可以得知,自由公民可能会运用他们的自由来终结自由,也可能会利用大多数人的民主来取消民主。 (117)


  当然,在许多情况下,礼貌教养总是提醒我们要温和适度,但这只是一种自愿性的选择,而不是法律上的义务。宽容并不意味着永远表示同意。我们应当永远尊重人,而不是人们的意见与行为。 (179)


  显然,宽容要求一种共同分享的机构框架,而且所有人都要尊重这一机构框架——谁要是拒绝机构或的士机构,他也就是拒绝了自己享受他人宽容的权利。宽容的支柱在于,与威胁的事物划清界限,并以民主的方式战胜这些事物——换言之,要像拒斥不可宽容的事物那样拒斥不宽容。瑞典作家古斯塔夫森将这一点归纳得非常精妙:“对不宽容的宽容产生不宽容;对不宽容的不宽容产生宽容。”另一方面,享受公公宽容带来的便利,对每个人而言也就意味着必须放弃施行任何形式的私人的不宽容。现在有一些社会组织过于敏感,就像是权威性的游说集团一样,他们不接受任何抵触性的批评,这其实是一种新的不宽容,虽然他们打着“宽容”的旗号。 (179)


  宽容的人不是弱者,而是他们本身足够强大,对于自己的抉择足够坚定,因此他们能够和不同的人群共同生活在一起,只要他们遵从法律,宽容的人就不会大惊小怪。宽容的真正敌人是狂热。但是挑战宽容的往往不是那些信仰笃定的狂热分子,而常常是这类人——他们想要打消自己的疑虑,同时还想封住别人的嘴,绑缚别人的手脚。正如尼采所说,“弱者的意志所能具有的唯一力量就是狂热”。大体而言,当社会内部准许发表与原先确立的统一思想相抵牾的不同见解时,那些最不宽容的社会在这一时刻极易瓦解。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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